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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治理思想的新發展——近期社會治理研究中的熱點問題 2019-10-16 08:19

  【摘要】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系統分析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的基礎上,在第八部分以“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,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”為題,在闡述改善民生與社會治理的同時,提出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”。在2014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中,第一次把“社會管理”改為“社會治理”,在闡明社會治理創新道路時,以系統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的邏輯方式進行梳理。社會流動、社會治理與中國夢的互動關系有研究表明,十九大報告專門闡述了社會流動與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,并明確指出,“要破除妨礙勞動力、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,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”。

  【摘要】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系統分析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的基礎上,在第八部分以“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,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”為題,在闡述改善民生與社會治理的同時,提出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”。圍繞這一主題,結合十九大報告涉及社會治理相關問題的新表述,學術界進行了學習和研究。

  有研究在追溯了社會治理體制的變化沿革后論述說,改革開放激發的發展動力,在短短幾十年內就將中國由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、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、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。在這劃時代意義的變化中,中國社會的基礎,也由熟人社會轉變為陌生人社會。為適應這種轉型,在之前很長一個歷史時期,為達到既激發社會活力,又維持和諧穩定的目的,我們主要以“社會管理”為主配置制度投入。伴隨“單位管理社會”或“單位辦社會”的解體,勞動力結構也由地域化為主轉化為地域化與移民化結合。為管控社會進程、化解社會矛盾、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,在社會發育程度較低時,政府不得不接替企業分化的許多社會職能。

  1998年《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》中第一次使用了“社會管理”一詞。2002年十六大報告將社會管理明確為政府的四項主要職能之一。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形成“黨委領導、政府負責、社會協同、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”。2012年黨的報告在此基礎上又加入了“法治保障”。在2014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中,第一次把“社會管理”改為“社會治理”,在闡明社會治理創新道路時,以系統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的邏輯方式進行梳理。在系統治理中,又著重強調“黨委領導、政府主導”。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,適應新時代的新矛盾,重新將社會治理體制表述為“黨委領導、政府負責、社會協同、公眾參與、法治保障”。學界將之稱為“二十字方針”。

  從“社會管理”轉變為“社會治理”,雖一字之差,但其中蘊含的深意已發生本質變化。“管理”注重的是“自上而下”的行政力量的參與,體現的是政府在矛盾化解中的主體地位,但卻難以調動社會其他主體的治理參與積極性,最后不免會形成“單打獨斗”的局面,從而造成較高的治理成本。但“社會治理”強調多方主體參與,強調社會各方力量的綜合配置與協調使用。如果我們一直走政府單方化解矛盾的原有路線,則“信上不信下、信訪不信法、信網不信報”的狀況就難以改變。因此,在新時代的社會治理體制建設中,我們必須明確,只有黨委發揮領導作用,政府作為一方主體,與社會、企業、公眾、個體、法治等協同,才能更好發揮治理資源的配置作用。

  正因為注意到“協同”的功能性作用,有學者在研究中才指出,將“政府主導”修改為“政府負責”,更符合社會治理創新的現代化之路。要“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,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動”的目的,就必須在黨的領導下,將各級政府與其他主體置于相同法律地位,體現出“法治保障”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。如果繼續走“政府主導”之路,政府必然在治理中處于“強勢地位”,并為達到行政目的,使用“主導”話語,單方面推進行政行為,要么影響其他社會主體的活動空間、要么自己制定規則自己落實規則,形成新的矛盾生產機制,將“治理”返回到“管理”狀態。需要知道,政府負責的目的不在于政府包打天下,而是負責培育社會、激發社會、形成合力,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的目的。

  應該說,在社會治理體系與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過程中,在“法治保障”前提下的“良性互動”,是建立“良法”、形成“良治”的必要條件。建立“法治國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會”的重要前提,不僅是政府依法行政,而且是政府依法行“良政”。尤其是地方政府,更應該在行政中考慮到企業、社區、社會組織、社會個體的利益所在,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,從“人民高興不高興、滿意不滿意、答應不答應”的角度,從各個治理主體良性互動的角度思考問題。在治理實踐中,還要防止將“政府負責”解釋為“政法委負責”,更不能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中隨便使用警力。治理如果離開了多元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,而只為達到行政目標強力推進“單方面作為”,就可能會形成“亂作為”或“暴力作為”,影響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協調關系,造成不必要的社會亂象。那種一遇復雜問題,不是想辦法調動多元主體去化解,而是單方面“派維穩”的做法,很容易將小矛盾激化為大矛盾,把短期性矛盾演化為長期性矛盾。所以,社會治理體系與社會治理能力建設是相輔相成的,只有在黨委領導下發揮多元主體參與的良性互動,才能在“維權”基礎上“維穩”,在“維穩”過程中“維權”,充分化解矛盾,以法治思維促進現代化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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